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

(能量中国·中国发展网传播矩阵受权发布 采访整理/郭伟 王方圆)

编者按：“第二届中国教育智库建设论坛”论坛发布了《中国教育智库评价报告（2020年版）》，对教育智库决策影响力排名、社会影响力排名、成果影响力排名进行了深入的评析。《评价报告》对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GDI智库）的教育类智库成果进行了重点推介。这是继2018、2019年以来中国教育智库评价（CETTE）项目组又一次公布中国教育智库发展情况。刘大伟，现任南京晓庄学院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活实践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长江教育研究院副秘书长，主持省部级项目多项，入选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南京市五个一批人才。为了解该评价项目的相关情况，我们对刘大伟副院长进行了专访。

一、CETTE构建了“评价——建设”的良好互动机制

尊敬的刘副院长，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刊的专访。首先，请您谈谈中国教育智库评价项目的相关背景。

刘大伟：2018年11月10日，我们项目组在北京首次发布《中国教育智库评价SFAI研究报告（2018）》后，引起了教育智库界的强烈反响。各入选智库纷纷刊发新闻报道，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力，构建了“评价——建设”的良好互动机制。这其中，既有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等师范类高校教育智库，也有如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价中心、宁波大学海洋教育研究中心等综合类高校教育智库，也有如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等国际共建类教育智库，也有如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等地方教育科研院所，当然，更多的还是如淮北师范大学安徽省高校管理大数据研究中心、江苏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市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唐山师范学院京津冀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等地方高校教育智库。这些教育智库对评价报告的肯定，成为本项目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内在动力。

2019年4月27日，项目组在不断完善改进的基础上，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教育智库评价SFAI研究报告（2019年版）》的中英文对照书籍，并在北京召开了新书发布会。会后，项目组决定进一步调整完善指标体系，调研走访各类教育智库，借助CETTE（China Education Think Tank Evaluation）平台搜集整理各种信息数据，以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在数据的基础上综合业内专家的意见，最终完成了《中国教育智库评价报告》。这就是中国教育智库评价项目的相关背景。

二、在四大评价原则的基础上，以“破五唯”为宗旨，CETTE搭建了“中国教育智库评价平台”

这个项目评价的目的、原则是什么？运用了哪些方法来实现？

刘大伟：教育智库评价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助力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这一总体奋斗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重点部署了十大战略任务。要实现总体目标并落实十大任务，教育智库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智库不仅能够聚才、育才，实现人才强国目标，而且还能够通过构建现代教育决策服务体系，为每一大任务的落实提供具体抓手和实现路径。所以，从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目标计，我们要借助评价总结各教育智库建设的经验，发现教育智库建设中的问题，探寻破解问题的方法与路径，而并非以简单的评价排行榜来营造虚假的教育智库繁荣景象。从这一角度来说，教育智库评价体系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评价，推出一批典型性教育智库，总结他们发展的经验，共同商讨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推而广之，助力形成更多更好的教育智库，在宏观决策、在一线实践为教育现代化2035的目标实现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在评价原则方面，我们秉承四大原则。首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教育智库与其他智库相比较还是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它既“顶天”，要考虑到教育决策的宏观布局；也“立地”，要结合各大、中、小学的实际教育教学情况。所以，对教育智库的评价不仅仅是看这一智库在咨政建言方面做出了多少作用，也要考虑其对中国一线教育改革实践发挥的实际价值。

其次，坚持内涵与形式相统一的原则，所以我们在评价教育智库时，强调内涵与形式相统一的原则，既关注教育智库的影响力，也极为关注教育智库的内涵建设。

坚持严格筛选与鼓励发展相统一的原则，在评价过程中，项目组坚持严格筛选与鼓励发展相结合，剔除了一些名不副实的所谓“教育智库”机构，但也遴选了一些刚刚起步正在发展的教育智库，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教育智库。

坚持立足中国与全球视野相统一的原则，项目组一如既往关注“国际共建”类型的教育智库，它们将会是率先向国际教育界讲述中国教育故事的排头兵。

在评价方法方面，我们以“破五唯”为宗旨，通过搭建“中国教育智库评价平台”（China Education Think Tank Evaluation，简称CETTE），借助爬虫技术多方搜集遴选智库相关信息，通过客观数据汇总分析与遴选智库实地调研相结合，同时借助业内专家的主观评判，最终以主客观评价法相结合的形式描绘出中国教育智库发展的现状。

三、CETTE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指标体系，采用爬虫技术充分搜集对象信息

指标体系是评价中非常重要的方面，项目构建了怎样的指标体系？

刘大伟：在《中国教育智库评价SFAI研究报告（2018）》的数据采集过程中，项目组对指标数据的采集有以下几点反馈。一是教育智库普遍在起步发展阶段，相较于其他经济智库、政治智库的成熟度而言，教育智库在组织架构及投入保障方面明显还不够完善；二是绝大部分教育智库均不是实体化运营，所以在经费投入、体制建设等方面依赖于母体机构；三是很多教育智库的日常工作多数与母体机构重叠，很难分辨两者的差异；四是部分自主填报数据无法核实真伪，使得第三方评估者无法辨别。以上种种，迫使项目组一是改进数据采集办法，二是调整部分指标体系，尽可能设置较为容易采集到数据的指标。指标调整后，我们与前一次研究相同，采取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对每个指标的权重进行重新测算。同时，我们还增加了参考指标，即智库成立时间。智库成立的长短对智库的活跃度、影响力、成果各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数据搜集过程中，项目组首先完善教育智库备选池，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18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南京大学CTTI数据平台，《中国智库名录2016》等多方机构的入选智库，以及搜寻各省市活跃度较高的教育智库，不断扩大教育智库备选池。在经过项目组反复研讨后，将本次教育智库的备选池范围扩大至103家。随后，项目组对2018年入选的智库及进入备选池的相关智库进行走访调研，形式既有实地调研访谈，也有借助集中会议调查访谈。此项工作由于项目组人员有限，目前走访调研相关教育智库23家，后期项目组会进一步推进实地调研。同时我们对原有CETTE平台进行改建完善，简化了填报流程，组件维护团队，采取网络爬虫技术对各教育智库在2019年的相关信息进行采集。这其中既包括国内外相关网站中各教育智库的新闻报道，也包括中国知网中各智库的期刊论文发表及被引率等，还有全国哲社办公室、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等网站公布的课题数量等。最终项目组经过人工遴选，对各智库的数据汇总整理，输入CETTE数据库并计算加权得分。随后，项目组结合数据，借助多轮主观评价的方法，将主客观评价相结合，对中国活跃的教育智库进行打分和排名。

四、中国教育智库咨政建言愈发有效、合作建设愈发多元、成果报告愈发专业、社会影响愈发扩大

通过研究，您发现中国教育智库有何发展特点？

刘大伟：第一是咨政建言愈发有效。2019年对于中国教育有着特殊的意义。年初，各省市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同时《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发布，推动着更多的教育智库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教育政策研究。今年，更多的教育智库明确了自身定位，有针对性的提出咨政建言，获得了政府职能部门更多的认可与采纳。

从2019年年初开始，各教育智库相继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发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解读文章，引发了社会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强烈关注。同时，两会期间，有教育智库关注到了诸如推进教育治理放管服改革，扩大高校自主办学权等问题，并通过相关渠道递交提案，得到了教育部的回复与采纳。在宏观政策研究方面，有教育智库从“四点一线一面”的国家战略出发，对京津冀一体化教育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教育问题、长三角一体化教育问题、长江经济带沿线教育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交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有关成果也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采纳与重视。而更多的地方教育智库、地方教科院所，在贯彻各地教育大会精神基础上，起草各地教育2035的实施大纲与路线图，起到了服务地方社会的重要价值。如天津市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参与编制天津教育现代化2035和五年实施方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等重要文件，在为天津教育咨政建言方面发挥了智库的价值；安徽高校管理大数据研究中心完成的《安徽省2018年度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分析报告》成为了安徽省教育厅研判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依据。

今年以来各教育智库咨政的热点主要集中在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各地市教育现代化2035的起草规划与发布，义务教育均衡化的稳步发展，教育法治化的深入推进等热点政策问题，为国家、各地区咨政建言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合作建设愈发多元。这其中既有智库与智库的合作，也有智库与媒体的合作，也有智库与政府的合作。媒体与智库的合作，进一步推动了智库的社会影响力。2019年10月，光明日报基础教育智库委员会成立，其定位为聚焦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决策研究与教改实践，关注和追踪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回应公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广州日报数据与数字化研究院（GDI智库）也与长江教育研究院等20多家教育智库合作。教育智库间的合作今年也愈发活跃。2019年9月，长江教育研究院、天津大学教育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河南大学教育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等21家教育智库发起组建了“一带一路”教育智库联盟，旨在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教育智库联盟，囊括了国内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媒体等，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这其中，长江教育研究院发挥了很重要的组织、策划作用。今年2月，江苏大学、江苏现代化教育研究院、长江教育研究院举办了“镇江·长江教育论坛”探讨了高水平大学建设问题；3月，人民教育出版社、长江教育研究院举办的“北京·长江教育论坛”上，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做出预判；4月，南京晓庄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与教育智库研究评价中心、长江教育研究院、中关村互联网创新教育中心举办的“中国教育智库建设论坛”对中国教育智库的建设问题予以了深入探讨；6月，宁波大学、长江教育研究院举办的“宁波·长江教育论坛”对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教育的作用问题展开讨论；8月，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与长江教育研究院联合举办“天津·长江教育论坛”，聚焦雄安新区发展战略，为加快建设雄安新区教育改革开放示范区凝智聚力；9月，陕西师范大学、长江教育研究院合作举办了“西安·长江教育论坛”，就教育全球化进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遇予以了深度关注；10月，海南师范大学、长江教育研究院主办的“海南·长江教育论坛”立足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现实需要，充分探讨了促进海南教育改革与创新以及提升海南教育国际化水平的发展战略；同月，天津师范大学与长江教育研究院主办的“天津·长江教育论坛”以“雄安新区发展战略和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对基础教育的发展展开了深入探讨。除此之外，其他各教育智库间的合作也相当活跃，主要关注各区域的热点教育问题。智库与政府的合作也在加强，2018年底，在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指导下，中国教育智库网与海南东方市政府合作举办了“第三届中国教育智库年会暨高端教育智库助力自贸区创新发展研讨会”，聚焦探讨海南自贸区教育的创新发展；8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与天水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首届中国西部教育发展论坛，论坛以“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主题，聚焦西部教育发展中的难点、热点问题，推动西部教育改革发展，为西部地区消除贫困、建设小康社会建言献策，论坛还发布了《中国西部学前教育研究报告》《中国西部基础教育研究报告》。

第三，成果报告愈发专业。近一年来，各教育智库发布了多项教育研究报告。2018年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和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联合发布了《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报告通过全国性调研，客观呈现了中国家庭教育的现状及突出问题，为家庭教育的科学研究和相关政策规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2019年1月发布了《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报告运用国家统计数据和国内调研数据，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现状与成就、问题与挑战、应答与展望三个方面，呈现了2018年度中国农村教育的整体概况。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积极主持参与儿童道德发展数据库建设，继2017年发布《中国儿童道德发展报告》后，进一步承担了中央文明办等相关儿童道德发展的文件起草规划工作，在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发挥重要的咨询作用。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在5月发布《西藏自治区深度贫困县教育脱贫攻坚“一县一策”工作指导方案》，对西藏自治区6个地市15个深度贫困县教育脱贫攻坚的问题及举措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价中心在2019年初发布“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教育质量百优榜”，成为国内首个以双一流高校本科教学质量为研究对象的报告成果。中华教育改进社在2019年初发布《2018年度中国教育改进报告》，梳理了中国教育改进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8月的《中国西部基础教育研究报告》调研了西部地区的教育情况，指出西部农村教育的区域差距逐步拉大成为了西部教育发展的新问题。长江教育研究院在3月两会前发布《中国教育政策建议书（2019年版）》，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该项建议近期得到了教育部的全面回复。长江教育研究院今年出版的《中国教育黄皮书》以“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为主题，梳理了国内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四，社会影响愈发扩大。近一年来，教育智库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媒体参与引导舆论，二是通过举办各类高端论坛宣传智库思想。2019年伊始，各教育智库纷纷撰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主流纸媒发表，探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实施路径。两会期间及随后一段时间，教育智库的相关专家借助传统媒体、新媒体等路径，发表关于如教育惩戒权、教育放管服、破五唯的相关观点，利用传媒扩大思想传播力度，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部分智库注重新媒体的运用，借助微信公众号广泛传播思想学说，如长江教育研究院等组织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的典型代表”、中华教育改进社发布的“2018中国教育改进报告”等文章均有十多万的阅读量和转发量。

在举办高端论坛传播智库思想方面，除去上述长江教育研究院智库联盟的相关高端论坛之外，2018年底，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举办了第五届“北京教育论坛”，探讨城教融合视角下教育在城市发展中的使命。长江教育研究院主办的“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50人圆桌论坛”以聚焦“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为主题展开研讨交流，助推教育发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在4月举办了中国教育科学论坛（2019），论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统筹推进全国教育科研，聚焦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教育评价改革等重大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也在4月召开了中国教育发展论坛，探讨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问题。6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召开“中国儿童发展论坛”，关注儿童发展问题。同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与上海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联合举办了首届“全国教师教育发展论坛”，会议关注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与发展问题。以上这些教育智库的论坛大多数已经持续举办多届，形成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影响。

五、中国教育智库发展扔存在认识、人才、管理、传播四大问题，未来发展方向也应着眼于这些问题

通过研究，您认为中国教育智库存在着怎样的问题？

刘大伟：首先，认识跟不上问题依然存在。一是用库者的认识跟不上，二是建库者的认识跟不上。所谓用库者，即是政府及教育职能部门。自两办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后，推动教育智库建设成为教育职能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2014年及随后数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都明确提出要加强教育智库建设，一时间教育智库的建设成为热潮。相比于建设的热情，教育智库的使用效率还是不够的。本项目的调研显示，绝大多数的教育智库并没有被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使用起来，缺乏有效的咨政建言渠道，让很多教育智库重新回到了教育科研机构的定位上。2019年，各省市相继召开各省、各地市教育大会，但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职能部门与教育智库的沟通是不畅通的。有库不用是认识跟不上的第一个问题，认识跟不上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库无智，即建库者的认识跟不上。这里的智讲的是决策研究。一直以来，决策研究与学术研究之间存在隔阂，传统的学术研究者不屑于决策研究，认为其学术含量低。这一观点教育研究机构向教育智库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明显。学术界有一类观点，认为“咨政建言的研制只是涉及政策范围，而政策主要是研究利益的分配问题，而无关思想，因此智库的职能在他们看来主要是研究技术或策略问题”。事实上，博弈论等理论就是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阐述出来的重要学术思想。但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中，很多教育智库从基本理论研究向决策研究的转变非常困难，一方面是长期教育理论研究形成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则是对教育智库的定位认识跟不上。

其次，人才跟不上问题愈加明显。今年来，人才跟不上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教育智库发展的另一大桎梏。除去部分高级别教育智库外，大多数教育智库专业水准不足。本项目调查显示，大部分教育智库中的研究人员学术背景多为教育基本理论，在“智库热”形成以后部分学者才开始介入教育政策研究，这就造成教育政策研究的成果理论性重于实践性，无法顺利转化为政府决策。在西部一所高校教育智库调研中我们发现，尽管他们也希望做好教育智库为西部教育建设做贡献，但现在紧缺的是没有做教育政策研究的人员，不得已抽调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人员，而这些研究人员在公共政策决策方面存在先天性知识不足，无法满足智库的前瞻性、预测性研究需求，直接导致当前的决策研究成果效果不佳。除去现有研究人员转型存在的困难外，相关高校缺乏教育政策专业的人才培养，造成教育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后继乏力，这些都成为教育智库未来发展的阻碍。

再次，管理不适应问题亟待破解。管理不适应问题长期存在，体制机制改革推进迟缓，最主要体现在制度管理依然推进迟缓。虽然国家对高端智库的管理办法已经发布数年，但各地、各高校等对教育智库的制度建设诸如旋转门机制建设、应急制度、教育智库考评制度、经费使用制度方面并无太多机制创新之处，导致部分教育智库囿于现有制度制约发展缓慢。在旋转门机制建设方面，尽管从两办文件到教育部文件中都提出了制度的推行，但现实中少有典型的示范案例。虽然有个别教育行政人员转至高校开展科研工作，但从教育智库旋转至教育行政部门的机会却很少。在应急制度建设方面，教育智库在应对突发问题时的快速反应机制显然不足，特别是不良教育舆情出现时，教育智库的舆论引导效果不好，归根到底是应急机制的建设不到位。在教育智库考评方面，依然参照传统的教育科研机构进行考核，无视新型智库的特殊性，造成智库与科研机构定位的反复摇摆。在经费使用制度方面，尽管国家高端智库规定劳务费不设上限，但目前多数教育智库依然受限于劳务费、咨询费等费用使用规定。如《安徽省重点智库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项目责任单位在编在岗人员不能发放劳务费”，实际上智库的很多应急性工作都是本单位人员加班完成，这样的规定显然扼杀了智库内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最后，传播不适应问题尚需改善。教育智库的传播能力相较于政治、经济智库更显不足。就国内传播而言，很多教育智库甚至连网站都没有建设，包括一些国家高端教育智库，这对于智库成果的传播非常不利。此外，新媒体运用如微信公众号、微博等，除长江教育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方略研究院等少数教育智库比较注重开发推广外，大部分教育智库对此关注还是明显不够。而与传统媒体的合作推广，目前来看，仅有长江教育研究院与光明日报、人民论坛、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湖北电视台等合作已见成效，其他教育智库尚显低调。就国际传播而言，教育智库的公共外交功能少有发挥。除去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在国际舞台常有发挥外，其他教育智库与西方教育智库的交流少见报道。缺乏有效的国际教育智库交流渠道成为了阻碍教育智库公共外交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

您认为未来中国教育智库发展方向在哪些方面？

刘大伟：一是要进一步提升各方对教育智库的认识。首先，要进一步提升建库者的认识，帮助教育智库明确自身的定位，尤其是要厘清智库与学术研究机构的差别。建议由教育部社科司牵头，由相关高端教育智库实施，开设决策研究课程，邀请国内外知名高校智库、科研院所，尤其是引介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国家学习成果评估所、布朗大学安纳伯格学校改革研究所、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全球教育高级研究中心等这一类美国高校教育智库的成功经验，消除国内教育学界关于决策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的隔阂，强调突显智库研究与学科发展一体两面的关系，才能够破解当下诸如高校教育智库、地方科研院所向决策研究转型的困惑。在这一过程中，建议社科司要突显一些教育部人文重点基地由理论研究向决策与理论并重研究的率先垂范作用。其次，要进一步提升用库者的认识，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智库价值和作用的认识。在这一方面，既需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两办关于智库建设的相关文件，也需要自上而下的学习培训改变认识，更需要教育智库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决策成果来改变用库者的认识。要让教育决策研究成果让决策者想得到，用得上，离不开，才能彻底改变用库者对教育智库的认识，因而，教育智库的研究成果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用库者的认识。智库主动与政府重大发展战略对接，关注教育的前瞻性问题、预警性问题，能够提交高质量的决策报告，才能真正实现“有库有智”。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教育智库人才的培养。高质量的教育决策研究成果产出取决于高质量从事教育政策研究的人员，鉴于当前国内教育学科培养模式的现状，建议一是具有教育学硕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尽快全面推进自主设置教育政策学二级学科，先行组建由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教师队伍，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开展教育政策学人才培养。有条件的高校可以与北京师大、华东师大等已有一定培养规模的高校合作，逐步提升本校培养层次。二是在课程设置时要紧密围绕教育政策研究的目标，加强公共政策学等基础课程的学习，而非照搬教育学原理等课程的培养方案，从而实现培养目标的精准性。三是一定要加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渗透，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的学习掌握，如教育测量与统计、政策评估等，以助于在政策研究中用数据说话。四是以培养促研究，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尽可能推动培养机构成为教育智库，反过来也要做到以研促培，以当地现实教育问题的研究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三是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智库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结合《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深化教育智库管理体制机制改革。首先是各地加快制定教育智库经费专项管理办法，要区别于传统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学习借鉴高端智库经费管理办法，在劳务费、咨询费等方面要解禁，充分调动智库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其次，要建立健全教育智库考评办法，注重对决策部门提出的“短平快”项目的适度倾斜，全面综合客观考评教育智库及研究人员。再次，强化教育智库的应急机制，确保在特殊情况时教育智库的发声与传声。具体而言，在当前整体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缓慢的情况下，建议在教育现代化先行省如江苏省，或选取如南京市等地，成立教育智库体制机制改革特区，在经费改革、教育智库旋转门、应急机制、考评办法等方面开展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全国各类智库的体制机制改革发展探索新路。

四是要进一步扩大教育智库传播途径与范围。建议一是教育智库要注重与传统媒体的合作，借助传统媒体的渠道传播思想，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教育智库要与传统媒体合作共建智库，举办高端论坛，发挥双方的各自优势，共同扩大影响；二是注重开发新媒体的作用，特别是各智库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甚至海外的推特、Youtube等，及时推送各教育智库最新研究成果，建构一套完整的新媒体传播体系；三是注重网络营销，智库是需要通过营销不断获得市场，利用市场占有率影响社会舆论、决策动态，各教育智库可以借鉴学习美国智库的CRM模式，如定期向客户邮箱推送智库活动信息，持续打造智库的品牌会议，举办智库注册会员日等活动，增强智库信息订阅者的粘性，逐步扩大传播范围；四是加强与国际教育组织、智库机构的合作，如经合组织的教育与技能局、世界银行的教育全球发展实践局、布鲁金斯学会等，提前谋划合适的教育议题，通过举办对话、高端论坛等形式，扩大中国教育智库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传播范围。